01
非仅革命文人
在1879年12月9日这一天，胡汉民生于我国广东省番禺县。他起初名叫衍鹤，后更名为衍鸿。胡行鸿的父亲身为一名地位低微的文书，家中生计颇为艰辛。至十三岁那年，父亲不幸离世，紧接着两年后，母亲亦撒手人寰。面对生活的重压，为了维持生计，胡行鸿在1894年毅然随长兄赴广州，投身蒙童教育的行列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坚持刻苦自学，日夜兼程，勤学不辍。
自13岁起，他已挥毫泼墨，创作诗歌。即便后来投身革命、投身政坛，他亦不时挥洒诗意。至20岁，他已凭借“才情横溢，笔锋犀利”的文采，被广州《岭海报》聘为记者。这一文采，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少年胡街鸿深以为广州起义是一桩空前的壮举，而对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变法并无太多兴趣。他内心对革命充满向往，在菊坡书院求学期间，结识了史坚如、史古愚、左斗山等革命派或与之亲近的人物。1900年，庚子国难之际，史坚如为响应革命党在惠州发动的起义，企图以炸药暗杀两广总督德寿，遗憾的是功败垂成，史坚如亦被捕英勇就义。史坚如的牺牲对胡街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激发了他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。
1903年，胡衍鸿自行筹集资金，踏上了赴日的留学之路。抵达日本后，他发现周围的同学虽然个个自诩为未来的国家栋梁，却让他深感失望，不久便结束了他的初次留日经历。归国之后，胡衍鸿受邀担任广西梧州中学的总教席，同时兼任师范讲习所所长，负责讲授国文与修身两门课程。次年春天，广西总督岑春煊决定派遣学生赴日深造政法，胡衍鸿便借此良机，再次东渡日本，进入东京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班，与汪精卫、朱执信、李文范等革命志士一同学习。
即便革命潮流此时略显式微，留日学生们在康、梁思想的熏陶下，仍以倾向于保皇立宪者居多。胡衍鸿始终坚持其初时的立场，紧随孙中山的脚步。不久，他便加入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《民报》，担任了编辑一职，并为自己选定了一个洋溢着民族主义情怀的笔名——汉民（后正式更名为本名）。
胡汉民投身革命之后，便不再仅仅是笔耕不辍，而是毅然走上了战场。1907年冬季，孙中山在中越边境发起了镇南关起义。12月3日，孙中山亲自率领黄兴、胡汉民等同志，从越南跨境而来，登上了镇南关炮台，亲自指挥战斗。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已有十余载，此次战斗是他首次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，亲手发射炮弹攻击清军。而对于胡汉民来说，这也是他“在革命军中亲身参与实战”的首次经历。
汪精卫的妻子）不辞辛劳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。为了尽早筹集到营救的款项，胡汉民竟想出了荒唐之策，建议陈璧君前往澳门赌场孤注一掷，不幸的是，她最终输得倾家荡产。
02
两任粤督无军权。
1911年春季，黄花岗起义的失利对革命党人的士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即便先前一直对汪精卫的暗杀计划持反对意见的胡汉民，也开始转变立场，赞同采取暗杀手段，这一变化恰恰凸显了他们对武装起义的失望情绪。那是一段包括胡汉民在内的所有革命党人最为无助与迷茫的时期。幸而，这种苦痛并未持久，当年的十月十日，武昌起义的爆发便巧妙地解决了所有难题。
武昌起义的捷报传至香港，胡汉民便着手领导广东的光复大业。他巧妙地说服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投降，光复后，胡汉民又提议任命两广总督张鸣岐为广东都督。然而，张鸣岐却在11月9日乘船逃往香港，于是谘议局决定推举胡汉民担任广东都督。11月10日，胡汉民抵达广州并正式就职，随后组建了军政府。
广东军政府的显著特征在于，尽管实现了和平光复，但在各部机构的部长人选上，革命党人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，如陈少白、伍廷芳、廖仲恺等均在此军政府中身居要职。面对北洋大军对武昌的进击，局势发生转变之际，他并未萌生军阀拥兵自重的念头，反而坚定主张广东军队北伐。
在那年的十二月，孙中山从海外归来，胡汉民亦随其北行。他们在12月25日抵达了上海，在此地与自北京狱中获释后也来上海的汪精卫重逢，两人相见时欣喜若狂，激动得相拥而跳。“至拥抱而踊”这一幕，足以窥见他们早期之间深厚的情谊。
1912年4月2日，临时参议院作出正式决议，将临时政府迁至北京，胡汉民再次被任命为广东都督。然而，仅仅一年之后，"宋案"（特指宋教仁遭刺杀身亡的事件）及二次革命的接连爆发，使得这位“文雅都督”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。
在“宋案”爆发之际，孙中山与黄兴就采用武力还是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产生了分歧。胡汉民最初倾向于支持黄兴的观点，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。随着革命党高举反袁旗帜，孙中山电令胡汉民宣布广东独立，但胡汉民却以“时机尚未成熟”为由婉拒了这一请求。不久，北洋系的李准亦致电胡汉民，劝其向袁世凯屈服，胡汉民则回电否认有关广东独立的传言，其立场显得摇摆不定。
随后，革命党在讨伐袁世凯的战役中遭遇挫败，长江中下游地区遂尽归北洋军掌控。6月14日，袁世凯发布命令，任命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，实则暗藏剥夺其广东都督职务的意图，此乃明升实贬之策。
相较于柏文蔚、李烈钧等人的英勇表现，胡汉民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显得较为软弱。归根结底，他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仅握有笔杆之力，却无兵权在手。即便胡名义上是广东都督，实则广东的军事实权已被陈炯明所掌握。
数年间，胡汉民依旧坚定地追随孙中山的脚步。袁世凯离世后，护法运动风起云涌，南北双方再次陷入对峙。不久，孙中山因被军阀架空而愤然辞职，闭户著述。
03
半年内从权力顶峰跌至谷底
1924年，冯玉祥在北京掀起了一场政变，孙中山应召北行，共商国家大计。在启程之际，他特命胡汉民留守广州，代行大元帅之职，同时兼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主席，对其寄予厚望，赋予重任。
这正是胡汉民的巅峰时刻，除去孙中山之外，在名义上，他已成为广州政府的最高领导者。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在北京不幸仙逝，随之，广州的政治舞台亦呈现出崭新的格局。胡汉民虽居要职，却权柄旁落，而掌握兵权的蒋介石则迅速崭露头角，声名鹊起。
胡汉民似乎也洞悉了自己的境遇，于6月14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，议题聚焦于政府改组。经一番商议，委员会最终决定设立国民政府主席一职。在主席人选问题上，众人都料想非胡汉民即汪精卫，且胡汉民相较汪精卫更具明显优势。然而，投票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，汪精卫以全票当选，甚至连他自己也将一票投给了自己。
胡汉民原本身居高位，肩负重权的“代帅”一职，却不幸降职，沦为一名地位微不足道的外交部部长。胡汉民绝非心甘情愿地将权力“拱手相让”，他的期望寄托于即将于9月15日举行的一届四中全会。他期望在此次会议上，对他的贬黜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8月20日，一场悲剧在中央党部门口上演，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廖仲恺不幸遭到刺杀，命丧黄泉。
“廖案”的突发震惊了整个国家，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随即紧急召开联席会议。在鲍罗廷的建议下，决议派遣汪精卫、许崇智、蒋介石三位担任委员，共同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。该委员会被赋予了政府、军事和警察的全面权限，以负责处理此案。随着数名嫌疑人被捕，案件迅速扩及至胡汉民的侄子胡毅生，及其亲信朱卓文、林直勉。
“廖案”的真相至今仍笼罩在迷雾之中。然而，不论胡汉民是否真正卷入此案，他在政治舞台上无疑是受害者，乃至牺牲者。正是因此，他以前往苏联考察为名，被排挤出权力核心。在短短半年光景，他自广州政府的高位一落千丈，跌至人生低谷。
1930年11月，中原之战以蒋介石的胜利画上了句号。然而，胡汉民未曾料到，仅仅三个月后，他的不幸命运也随之降临。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最显著的分歧，集中在“约法”议题上。胡汉民希冀通过“党治”与“法制”的双重机制，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约束。而蒋介石则在1930年11月12日举行的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，提出了制定新约法的倡议。
1931年2月26日，蒋介石亲送请柬，诚挚邀请胡汉民于次日28日莅临总司令部共进晚餐。28日的晚上8时03分，他依约出席了宴席，与会的还有戴季陶、朱培德、吴稚晖、何应钦、陈立夫、陈果夫等一众人物。然而，正当酒宴尚未准备妥当之际，胡汉民突然被邀进入一间私密的小房间，随即便被送往汤山实施软禁。
在软禁的漫长岁月里，胡汉民的心情一度低沉，甚至向蒋介石写信表达了自己未来将致力于诗歌创作，不再涉足政治的意愿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他共创作了二百多首诗篇。
在宁粤双方剑拔弩张之时，东北地带突发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怒潮。迫于形势，南京与广州不得不暂时放下争执，投身于和谈之中。广州市相关部门强调，在筹备和平会议之前，胡汉民与李济深的释放乃为首要之务。同时，胡汉民需被纳入政事决策之中。正是基于此，胡汉民于10月12日重获人身自由，结束了长达7个月之久的囚禁生涯。
“抗日、剿共、反蒋”成为胡汉民晚年所倡导的三大政治纲领。凭借其在国民党内的显赫地位与丰富资历，胡汉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南方实力派所高举的旗帜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胡汉民曾斥责蒋介石为“新军阀”，却因自身缺乏军队，不得不依赖那些甚至不如蒋介石的军阀。
1936年5月9日，胡汉民与亲家陈融在广州对弈围棋之际，因思考过度，不幸突发脑溢血，于5月12日的晚上7时40分不幸离世。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 周渝